在案子尚未立案之前，我与胡四已经打过一次照面。因诉前调解未成，大清早，她将九十几岁的瘦削老母背到法庭扔下，扬长而去。老母亲一直在法庭静静坐着，脸埋在双腿之间，从清晨坐到中午，仿如一尊雕像。

事情的起因远非三两句话可以讲清。早在1986年，双亲因赡养问题，经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，已与两子胡二、胡三达成协议，约定双亲将所有的三间房屋，分给两子各一间，剩余一间由双亲居住到百年后归次子胡三，两子自1987年起每人每月赡养母亲15元。此后，身在外地的长子胡二时有寄钱给父母，或在探望父母时给付赡养费，但次子胡三一直没有支付过赡养费。双亲的生活主要由四个女儿照顾，其中胡四承担了主要的照顾义务。1991年，胡三将第三间房登记到自己名下，双亲在2011年办理房屋拆迁事宜中始知此事，遂将胡三告到法庭，要求确认第三间房产权属双亲。法院经开庭审理后支持了双亲的诉讼请求。父母子女关系进一步恶化。

2013年初，老父亲去世，胡三亦未参加父亲的葬礼，更未承担丧葬费。老母亲年岁日高，常需看病吃药，除每月300元的生活补助外，再无其他生活来源。遂在四个女儿的帮助下，起诉至我院，要求两子每月分别向其支付赡养费800元，四女每月分别支付200元；六被告各承担其历年来医保费和医药费支出约三万元的六分之一。

诉讼主要针对胡三未赡养的行为。胡三有自己的一套理论：“父亲去世他们没来通知我，只叫别人打电话跟我说，所以我不去。”“母亲不是从我这里把房子拿走了吗，把房卖了，这样就有钱养老了；或者给我，我来养老。”各方最终还是谈不拢。胡四第二天将老母亲背到法庭扔下时，气恨地吼叫：“胡三不管，我也不管了！” 

赡养父母，天经地义。经开庭审理，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宣判那天，我本以为会非常顺利，不料，一直未尽赡养义务的胡三没闹，承担了主要赡养义务、相对比较孝顺的胡四却闹起来了。一听判决结果，胡四就激动了。“还要我承担费用？我这么多年来付出的钱和人工找谁去算！”“分房子我没份，养老凭什么就是我！”“她前两天摔了一跤，现在还住在医院，我也不管了！你们谁爱管谁管！”“我恨你们几个姐妹！”胡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语调高亢，不论法官如何释法明理都听不进。在一再得到“判决作出后不服只能通过上诉救济”的明确答复后，胡四突然冲到窗口要爬窗跳楼。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阻止。胡四便赖在地上不起来，打滚，撞墙，最后坐在墙角，双手捧头，一脸痛苦状。其他三个女儿见胡四听不进劝，便先行离开了。

胡四就如雕像般一直在墙角坐着，仿如那天的老母亲。下班了，她仍未有离开之意。我们试图联系她的儿子、其他亲人，都没有结果。最后打了若干电话，联系上了她所在村的干部。等村干部过来，已经快晚上八点。胡四仍保持着雕像般的姿势。最后在一个比较有威信的村干部的劝说下，她离开了法庭。走时仍不忘加一句：“你不给我改，我明天就把老娘背来！” 

此后连续几天，胡四都到我办公室来坐着，一坐一整天。也是在那时，我了解到胡四对判决不服的真正原因。本来老母亲说好，以诉讼从胡三那里收回的房子给四个女儿，胡四多分点，以补偿她多年来的照顾。但在另外三个女儿接去小住的时间里，她们让母亲办了遗嘱公证，四个女儿平均继承房屋。在每天接待胡四的日子里，我百味杂陈，不禁反思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“孝”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。

“孝”在古汉语里是会意字，上面是“老”，下面是“子”，意为子女供养、扶助老人即孝，上一代跟下一代密不可分。《礼记》中讲，“孝有三，大尊尊亲，其次弗辱，其下能养”，这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相吻合的，界定了孝的不同层次。也就是说，满足父母吃穿住行的基本生活需要，是孝最起码的要求，即养亲；而在精神上供养父母，敬亲尊亲，才是孝更高层次的内涵。我国老年人数已过亿，在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尚不发达、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、社会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养老责任的客观事实面前，家庭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方式，特别是在农村。而恰恰是在最需要子女养老尽孝的地方，孝所受到的经济利益挑战最大。在征地、拆迁背景下，许多农村家庭因此得到多套安置房，一夜之间成为拆迁“富”。在利益诱惑下，部分农村多子女家庭频频上演争夺房屋产权、继承权等大战，不惜践踏亲情。作为法官，在处理此类纠纷时，我们的心是沉重的。

和牺牲亲情换取的经济利益相比，孝养父母才是最大的利益。对个人来讲，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，我们对父母的孝养必然会对我们的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从而使我们在年老时，亦能感受到来自子女的关爱，形成和谐的父母子女关系。对社会来讲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孝养长辈有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和睦的社会风尚。

《孟子•离娄上》言：“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”愿我们每一个为人子女者都能少一些计较，多一些开阔，由己及人，由小及大，早日实现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的和谐社会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）